青年漢學家 “漢學+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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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西在長春師范大學為學生上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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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正在教孩子們說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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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喜樂參加2025年新漢學博士學術研習營期間上臺發言。 |
日前,以“創新引領 數智賦能——讓中文零距離”為主題的2025世界中文大會在北京舉行。與會青年漢學家以漢學為橋,既在學術研究中探尋文明的共通之處,也在日常相處中書寫民心相通的篇章。
本報記者專訪了3位青年漢學家,聽他們講述與漢學結伴、與中國同行的故事。
馬西:我的家就在東北
本報記者 趙曉霞
16年前的一個夏日,29歲的馬克西米利亞諾·貝納蒂走進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孔子學院的教室。那時,他并未想到,這一步會改變未來的人生方向。
到孔院學習之前,馬克西米利亞諾已經開始接觸中文。“我家曾住在中國城附近,在那里購物時,常能看到漢字。因好奇這些小方塊字的含義,我有了學習中文的念頭。但當時在阿根廷學中文并不容易,只能周末坐往返約兩小時的公交車到老師家里上課。”他說。
2009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孔子學院揭牌,馬克西米利亞諾成為首批學員之一。上課期間,他仍乘公交車往返于家和孔院之間,路上約需3小時,上課3小時,但這6小時對他來說是“享受”。漸漸地,學習中文從業余愛好變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馬克西米利亞諾的眼中,學習中文就像打開了一個魔術盒子,既滿足了他長久以來的好奇心,又激發了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從不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讓我大開眼界,感覺生活非常美好,每天都有新鮮的體會。”
但家人、朋友、同事對他學習中文這件事并不理解,幾乎全是不贊成的聲音:“為什么要學那么難的語言”“學中文有什么用”……當時,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收入不錯。看到他利用午休時間寫中文作業,帶馬克西米利亞諾的前輩甚至有些生氣——覺得他不應該在單位“做沒用的事”。
挑戰無處不在。馬克西米利亞諾在孔院上中文初級班時,還有數十位同學一起學習。到高級班時,只剩他和另一位同學還在堅持。
2014年,工作5年的馬克西米利亞諾迎來了人生的重要轉折——獲得了赴中國吉林大學學習中文的機會。為了這次機遇,他準備辭職。“當時大家覺得我太瘋狂了,放棄那么好的工作。幸運的是,單位保留了我的職位。”即使是今天回憶那時的情景,他仍能感受到當時所承受的壓力。
到吉林大學報到時,還沒有中文名字的馬克西米利亞諾本來想寫“周潤發”,但“這幾個漢字有些復雜,我寫得不熟練。就用了之前老師曾建議的音譯名字——馬西”。
到中國之前,馬西對這個遠在2萬公里外的國度了解有限。“來之前很多人說中國不發達,但落地北京轉機時,我被現代化的機場和城市震撼了。”馬西回憶道,“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眼睛都不夠用了。”初到中國的種種見聞徹底打破了馬西對中國的舊有認知。
在長春的半年里,熱情好客的東北人、豐富美味的中國美食、有著厚重底蘊的名勝古跡,都讓馬西感覺“這里就是家”。“老師禹平手寫推薦信協助我申請后續學業,宿舍阿姨每天問‘吃了嗎’的親切,路人主動幫忙指路的溫暖,這些人情味兒讓我愛上了這里。”馬西說。
雖然只有一個學期,但馬西的收獲“特別豐富”。“剛到中國時,我的中文口語還不太行,離開時,我可以用比較流利的中文進行交流。”馬西一直認為語言和文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這段時間,我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有限的學習時間中,馬西希望有更多的中國文化體驗,甚至會在周末跟著小朋友一起上書法課。“下課時,他們還會教我流行語。”馬西說。
回阿根廷之前,馬西用1個月的時間在中國旅行,從東北到西部,從西部到南方,“愛上了這個美麗的國家以及中國文化,特別是善良的中國人”。
回到阿根廷后,馬西一邊在原單位繼續工作,一邊積極參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孔子學院的活動,向當地民眾講述真實的中國。在此過程中,他最深的體會是,一個學期的中文學習遠遠不夠,想要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更好地傳遞中國聲音,需要系統的專業學習,便開始著手申請到吉林大學攻讀漢語國際教育方向的碩士學位。
2017年,馬西辭職重返吉林大學。這一次,他帶著明確的目標而來:“我想從外國人的視角解讀中國文化,也想研究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學習中文的特點。”
在他攻讀碩士的兩年時間里,學習中文的快樂變成了研究中文的快樂。“語言和文化關系密切,要讓學生更好地掌握中文,不僅需要注意中文與西班牙語的差異,文化間的異同也不能忽略。”馬西的碩士論文方向是“漢語的表人詞綴”,“比如,淡定哥、美麗姐等,這個語言現象非常有意思,也為我后續的博士研究打下了基礎。”
2019年,馬西憑借優異的表現獲得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新漢學計劃”資助,留在吉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專注于漢語與西班牙語詞綴的比較研究。為了做研究,他不僅埋首圖書館,還踐行“行萬里路”,走訪中國多地。
“以前的學習經歷主要是體驗,我知道了中文‘是什么’,博士階段的研究,讓我知道了‘為什么’,越學越覺得有意思。”馬西說。
研究中文之外,為了讓海外民眾了解真實的中國,馬西創建了微信公眾號“馬西學漢語”,用中西雙語的方式通過文字和視頻分享中國人的生活、節日習俗、文化淵源,解讀中國文化和阿根廷文化之間的差異與共通之處。
“即使不學中文,來中國看一看,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我第一次到中國后,回到阿根廷向媽媽講述中國的故事,她還是不相信。一直到我讀碩士,她到中國來看我,才感嘆中國真的那么好。”馬西說。
目前,馬西在長春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教。“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背景下,我希望能給學生帶來不一樣的視角。首先,我嘗試從區域國別學的角度理解國際中文教育;其次,以我的親身經歷去提升他們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國際中文教學能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長春師范大學與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簽署了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以促進雙方的學術交流。”馬西說。
在中國的這些年,馬西不僅收獲了學業和事業,還擁有了幸福的家庭。2021 年,女兒王青禾出生。“4歲的女兒還沒有國籍的概念,她說自己是‘東北人’。”馬西說,“確實,我的家就在這里,我已經到家了。”
班超:架中非交流之橋
本報記者 王晶玥
第一次見到布隆迪青年漢學家班超的人,大多對他的名字感到好奇:一名來自遙遠非洲大陸的外籍人士,怎么會用中國東漢人物名字給自己取名?記者也向班超提出了這個問題,由這個問題,班超講述了他與中文學習、漢學研究的故事。
2012年,布隆迪大學孔子學院成立,在數學系讀書的埃蒂安·班庫維哈因聽說“在孔子學院上課,老師會教做中國菜”而產生濃厚興趣,由此走進孔子學院。就是在那里,他的中文啟蒙老師給他起了一個中文名——“班超”。
“那時我是跨專業學習。”班超用了一個很地道的詞匯形容當時的情況,白天學數學、晚上學中文,時間很緊湊,但這并沒有打消他作為初學者對中文的熱情和積極性。
此后,班超一直往來于中國和布隆迪之間追尋他的中文夢:2013年,前往沈陽師范大學學習中文;2014年,回國完成學業,獲得數學學士學位,之后專門走上學中文之路,并在布隆迪孔子學院任職;2017年—2019年在渤海大學繼續學習中文,獲得優秀畢業生稱號。2019年,由于在“漢教英雄會”活動當中獲得較好成績,班超免面試,被布隆迪大學孔子學院聘用為教師,自此實現了從中文學習者到中文教授者的轉變。
班超一直盼望能有更多布隆迪民眾像自己一樣,了解并慢慢產生對中文的興趣。
為了給廣大無法參與線下課程的學員講解中文知識,2019年,他和布隆迪一家電視臺合作,推出每期10至20分鐘不等的漢語空中課堂,這成為布隆迪開展公眾遠程中文教育的首次實踐。后來,該課程達成與布隆迪國家電視臺的合作,“雖然課程時長縮短了,但傳播范圍更廣,甚至連剛果(金)的觀眾也可以收看到。而且每節課只講一個知識點,觀眾不會因為漏看上一期,就看不懂這期內容,很有利于大家入門學習。”班超說。后來,課程還上線網絡,供網絡用戶觀看學習。
2022年,班超又回到校園,開始在南京大學讀博。即便如此,每次假期回國,他仍然堅持擔任代課老師和志愿者,利用閑暇時間進行中文教學。
他還依據布隆迪中文語言教學的特點、現象及亟待解決的問題等,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并在中國、布隆迪、美國、泰國、喀麥隆等國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呼吁推進布隆迪中文教育本土化工作、促進中文在非洲的推廣、提出針對非洲中文教學的創新性解決思路和方法——對于中文教學,班超始終很上心。
是中文教學者,更是中國研究學者。班超告訴記者,自己的愿望是本國民眾不僅學中文,更要了解一定的中國文化。
如何引起他們的興趣?班超認為,關鍵在于“選擇和推薦中國文化中與布隆迪文化相似的部分”。中國諺語、成語就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布中兩國地理位置雖然相距甚遠,但我們的先賢在‘人如何在社會中共存’問題上有相似的智慧理念,這能迅速在民眾心中引起共鳴。”而這種對中國文化的傳播也剛好與教學遙相呼應——傳統的非洲中文教學重經濟、基礎設施等話題討論,文化交流相對占比不高,班超希望能夠改善這一現狀。
另一方面,基于在中國的親身經歷,班超也撰寫關于中國社會的作品。在南京大學讀博期間,他潛心研究中非關系,出版了專著《非洲孔子學院的使命》。這部作品從非洲人的視角,駁斥了西方政客和西方媒體的偏見,用真切感情和豐富案例,描繪了他所見的真實、立體的中國,這部聚焦中國研究的著作,引起了較為熱烈的反響。
近年來,隨著中非關系持續深入發展,越來越多中非企業開始展開業務合作。
其間,班超也憑借流利的中文和對中國文化的深入理解,在不少合作項目中擔任翻譯和顧問,幫助中資企業克服語言和文化差異的困難。
為了進一步加深交流與合作,2018年,班超和他的團隊成立了“布隆迪中文翻譯者協會”,通過提供高質量翻譯和文化咨詢,幫助更多中國企業在非洲落地、拓展業務。協會不僅將中國與布隆迪企業等緊密聯系起來,甚至還將服務延伸到肯尼亞、坦桑尼亞、加蓬等國家。
“我希望這個協會像一座橋,能借助大家的經驗和力量,為多方合作搭建起更加高效的溝通渠道。”班超說。
今年,是班超學習中文的第13個年頭。13年來,他見證了布隆迪大學孔子學院學習中文的人數從幾十人擴展到4萬多人,他自身也經歷了從中文好奇者到中文愛好者再到中文研究者的蛻變。
展望未來,他期待更多同好與自己一道,教授中文、傳播中國文化、促進中非交流,做布中、非中友好交流的橋梁。
安喜樂:向世界講述中國
本報記者 陳靜文
在斯里蘭卡科倫坡大學的中文課堂上,一名性格開朗、中文流利的青年教師,結合生活中的語氣講解中文聲調。講到一聲“ā”,他仰頭模仿幼兒張大嘴巴等著喂飯時發出的“啊”;講到三聲“ǎi”,他又用女生撒嬌的語氣說“哎呀”,引得學生們大笑。他開發的類比發音法貼合生活,比書本上的舌位發音法更易理解掌握,學生們親切稱他為“奇跡老師”。
“奇跡老師”中文名叫安喜樂,是34歲的斯里蘭卡籍漢學研究者。
2012年,正在科倫坡大學法學專業(外交方向)讀大四的他,選擇赴中國交換學習,從云南財經大學學習中文起步,先后完成該校漢語言文學本科、廈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博士學業。
期間他曾返鄉,不僅擔任科倫坡大學中文講師,還身兼斯里蘭卡國家教育研究院本土中文教師培訓負責人、斯里蘭卡高考中文命題組成員等職。
“我只想做一個普通的學者,在中國踏踏實實地生活、學習,也用我的筆和文字,向世界講述中國,讓更多人了解中國。”采訪中,這句質樸的剖白,是安喜樂13年來與中文相伴的真實寫照。
時間倒回到2012年,中文零基礎的安喜樂,初入留學課堂時屢屢碰壁,直接跟著中國學生學漢語言文學根本聽不懂。但他決心已下:“我不是來中國玩兒、浪費彼此時間的。”
性格上進、積極參加各類校園活動的他,很快與不少中國師生結為好友:同學李林成當起了他的“一對一中文老師”,每天帶他讀課文,督促他背單詞;校圖書館主任是安喜樂的“中國媽媽”,在學習和生活上給予他關懷;公共關系專業的尹老師,不僅教他中國社交禮儀,根據他樂觀隨和的性格取名“安喜樂”,更要求他每天在朋友圈發不少于800字的日記,逐字逐句修改優化。就這樣,安喜樂的中文能力飛速提升。而跨越國界的友誼與師生情,也為其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前進動力。
學習之余,旅行成了安喜樂感知中國的重要方式。從新疆到海南,從內陸到沿海,他幾乎走遍中國。
安喜樂最為難忘的經歷是在昆明,觀看中國舞蹈藝術家楊麗萍表演孔雀舞:“每名舞者的動作和表情都極具感染力,跳出了少數民族的鮮活生命力。現場觀眾紛紛落淚,掌聲持續了十幾分鐘,現在講起來我的心臟還在怦怦跳。”
這場演出激發了安喜樂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和田野研究的濃厚興趣,也讓他隨后踏上少數民族聚居地的探訪之旅。
他還曾深入新疆,用親身經歷打破外界誤解,在斯里蘭卡報紙發表的文章引發廣泛關注。
在浙江湖州五四村,他走訪了26個家庭,用僧伽羅語著書《五四村,一場中國式現代化的變遷》。這些旅行與考察,讓他對中國的認知從書本走向現實,也為后續學術研究積累了鮮活素材。
旅行到福建廈門時,安喜樂愛上了依山傍海的廈門大學,“那里的風景和我家鄉很像,當時我就想:廈大你等著吧,我來了!”
他暗自較勁、刻苦讀書,成功考入廈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師從朱宇教授。導師的嚴謹踏實,讓他堅定了學術研究的志向。
當學術道路延伸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階段,安喜樂不斷追問自己何以被稱為漢學家?又何以成為“新”漢學家?他試圖從兩條線索中尋找答案:
一條線索是語言研究。在楊魯新教授的指導下,安喜樂逐漸走上國際中文教育研究道路,并大膽采用敘事探究方法完成博士論文。
用他的話說,語言學習是一扇門,叩開之后才會發現柳暗花明;進入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現場,又會意識到其中別有洞天。
另一條線索則是研學活動。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發起的“新漢學計劃”項目,為安喜樂提供了行走中國大地、浸潤中華文化的機會。
2018—2022年,安喜樂在線上完成碩博學業,同時回到科倫坡大學擔任中文教師,結合學生興趣點和當地本土文化元素進行授課。
此外,隨著赴斯里蘭卡中國游客增多,針對當地警員急需提升中文服務能力的現實需求,安喜樂調研了高頻對話場景,量身設計課件,編寫出《政務中文教材——警務漢語》上下冊,現已培養5批學員,有力推動了“中文+職業”教育創新。
回首13年,安喜樂從中文小白成長為國際中文教師,從來華留學生成長為青年漢學家。對他而言,中文早已不只是一門交流的語言,更是“一把打開世界之門的鑰匙”。因為只有來到這里親身感受中國發展、學習研究語言文化,才能對這個國家形成立體全面認識。
在安喜樂的影響下,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弟妹也先后來華留學,修習國際中文教育專業。安喜樂希望來中國留學的斯里蘭卡年輕人,學會尊重和包容,保持開放心態。不應只關注分數和學位,而要主動學幾句中文、交幾個中國朋友、學做幾道中國菜,把在中國的見聞積極分享給家鄉人。
如今,安喜樂在“新漢學計劃”的支持下,正在開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他更加堅定地把個人學術追求與對當代中國的深入理解結合起來,嘗試在“中國之于世界的新命題”與“國際中文教育的學術框架”中找到平衡,努力在語言、文化與歷史的交叉點上建立自己的研究立場。他還建立了個人學術研究公眾號,獲得了業內諸多學者的肯定。
安喜樂最后談道:“能夠與中國學界、中國民眾在同一文化源流中求索,使我想起中國詩人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詩意境界——跨越地域與文化的距離,卻共享同一輪智慧之月。漢學之新,有待你我共同探尋;漢學之大,更應由世界共同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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